王启霖，化名王慰民，笔名冰波、启霖等。1915年阴历八月二十五日在贵阳出生。王启霖在贵阳接受启蒙教育，从正谊小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贵阳一中读书。高中肄业，于193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化工系。在校学习期间，王启霖受进步教师和同学影响，对进步书刊及鲁迅等进步作家的著作产生浓厚兴趣。1936年，王启霖求学日本，先在东京学习日文，准备报考大学深造文学。次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，王启霖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而放弃求学，随后回到祖国。
1938年2月牛跟投，王启霖受邀参加了《贵州晨报》副刊《每周文艺》的编务工作，与蹇先艾、谢六逸、齐同(高滔)、李青崖等优秀现代作家、翻译家一起，以文艺副刊为阵地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。由于王启霖政治表现突出，思想觉悟高，贵州地下党发展其为中共党员。
为团结更多知识分子从事抗日宣传和党的其他工作，王启霖根据党组织安排，发起并主持了“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”的活动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，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。他还邀请过革命家徐特立、《资本论》中译者王亚南到社会科学座谈会，向知识分子、进步青年演讲，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。1939年后，国民政府发动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，社会科学座谈会被迫转为地下秘密活动。王启霖克服困难，坚持把活动一直办到年底。此时，王启霖还担任了“中苏文化协会”的实际组织领导工作和筑光音乐会的艺术指导。
展开剩余59%1939年冬至1940年春夏之交，王启霖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部和统战支部书记。同时牛跟投，敌人也加强了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。贵州省工委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“隐蔽骨干”的指示，要处于暴露状况的王启霖立即转移。王启霖遵照党组织安排，到达广西桂林，与先行转移的刘家祥（地下党贵阳女子中学党支部书记）在桂林结婚。王启霖夫妇不顾新婚燕尔，随即奔赴处于抗日前哨的皖南新四军中。王启霖被分配在军政治部文化小组，同何士德、任光等几位同志抓文化宣传工作。刘家祥在新三团政治处宣传股。“皖南事变”中，王启霖夫妇二人被敌人逮捕，在敌人押解途中，夫妻二人在战友的掩护下双双逃脱。后辗转于桂林、广州、香港、昆明、衡阳等地，在各地中学和大学教书，向学生灌输爱国、民主、进步思想。
1949年春，王启霖与刘家祥回贵阳过寒假，准备启程回湖南衡阳师范学院，途中被地下党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留住，遂返回贵阳，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编辑出版地下刊物《真实》的任务。他不仅当编辑，而且常亲自动笔为《真实》写文章。同年5月的某天，中统特务在贵阳街头发现了王启霖的行踪，继而向特务机关作了汇报。敌人立即派出暗探，终日守候在白沙巷王启霖家附近。6月23日上午，特务、警察闯入王家，逮捕了王启霖，接着又逮捕了从外边办事归来的刘家祥。王启霖夫妇在狱中经受了严峻考验，为保护组织和同志，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。9月某日深夜，敌人秘密杀害了王启霖同志。同年11月11日，敌人在仓皇逃跑之际，又枪杀了刘家祥同志。
王启霖从“皖南事变”前后开始进行文艺创作。目前已知的他的文学作品，长篇小说有反映“皖南事变”真实情况的《煎》;反映贵州彝族人民生活与斗争的长篇《四围山色中》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这两部长篇巨著定稿之后，均在战乱中佚失。他的又一部中篇小说《狂雨》的手稿，交人保管也遭损失。但王启霖并未因此而沮丧，他挤出工作、战斗的空余时间，将小说重写，交给同乡挚友林辰同志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才由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中篇小说。王启霖在文学创作方面，写得最多、质量最高的是短篇小说。其中代表性的有描写抗日战争的《封锁线》，揭露汉奸卖国罪行的《告密者》《朋友，向我们伸出你强力的手吧》，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妓女呐喊的《迫害》等。此外，王启霖还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抨击时弊的杂文和政论文，代表性的文章有《由自杀到自杀》《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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